CHAPTER Ⅰ 我的童年
我出生在石桥街西夹后布袋街外祖母家那个巷子里，是一九四零年(民国二十九年)生，赶上三十年年成那年。我出生后家里有四口人，大哥已经两岁。在集镇上住，家里没地没房，不做生意，生存十分困难。后来经人介绍，父亲用卖菜的筐一头一个孩子，挑着我们去白河东沙山给地主彭山种地。地主给了草房两间，几亩薄地，生活勉强过得去。日本侵华后战乱频起，又逢灾年（指1942年七月到1943年春天的那场大灾荒，河南受灾总人数达1200万人，约三百万人死亡），祖母不愿骨肉分离，我们一家四口只好又两手空空搬到祖母借住地薛庄去（魏庄西边西边的那个庄）。 1941年春天母亲得了一场大病（奶花疮），那时我才不足一周岁，正值三十年年成，没饭吃也没奶喝，眼看着就要饿死。父亲只得将家里的一床被子和一条床单带上，徒步到老河口换点吃的。当他第三天凌晨回到沙山家里时，我和母亲两人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。父亲忙生火做面麸汤面水救命，我竟一口气喝了三大碗，肚子撑得得鼓鼓的，父亲说当时我肚子上的青筋都能看到，我还想再喝一些，母亲坚决不要我再喝，说否则会把人撑死，还是母亲心细。这两升麸面可是救了我的命啊。
再一次搬回薛庄后，祖母，大伯，爹妈，大哥和我六口人没吃没喝，据说那时候能够食用的榆树皮都被剥光了，树枝、豆科的角皮都吃，人吃了以后拉不出来就用竹签剜，母亲说我当时就用的这个办法，吃饭已艰难至此，总不能全家一起饿死吧，为了减轻压力，祖母带着自己平时少言寡语，木讷死板的大儿子，也就是我的大伯远走他乡要饭去。为了大家的生存，大伯也只能跟着祖母要饭去了。母亲说，为了不让我饿死，她只好把我的大哥也送到外公家，留下我自己一个孩子。好心的黄奶（她有一个终身未娶的儿子留在身边）每顿煮菜汤的时候剩下的饭跟都会让我喝，两家人的饭跟救活了我，黄奶也是我的救命恩人！
奶奶领大伯远走他乡本身就够难了，大伯一个大男人实在是委屈，进村后他就站在树下或者墙根处，不愿进院子里。可是这样怎么能讨得来饭呢。于是每顿都是祖母先讨来饭让大伯吃，吃的差不多了再去要几口饭自己吃，如果要不到，两个人就只能饿肚子。她要饭不是为了大儿子，不是为了她自己，她带走大儿子，留下我们，是为了留下家族的火种。饿死大伯只饿死一个，饿死我们一家人，不知道陈家还能不能延续下去。祖母说：“人留子孙，草留根”，当时的我们，真可谓是离离原上草，一岁一枯荣；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了。 灾荒终于过去，祖母和大伯回家了，大伯没有饿死，祖母没有饿死，我也没有饿死，大家都没有饿死，陈氏家族总算有一线希望了。祖母很伟大，大伯的牺牲值得铭记，我还是大伯的过继儿，大伯的恩情我不会忘记。 解放前，薛庄有个大地主叫做郭老八，大名并不记得了。他每日都搬一个大圈椅，坐在槐树下纳凉，经常自言自语道：我儿强似我，要钱做什么；我儿不如我，要钱干什么？此人精明算计，在土改前他竟然大肆低价变卖土地、房屋，挥霍家产，到了土改时家产变卖一空，竟然成了贫农，我们才知道原来是人家外边有人，提前知道了形势，想躲过一劫。我的祖母、长辈因长期地无一分、椽无一根，困苦惯了，深受压榨剥削，为了有两亩地，竟然在土改的前一年全家人节衣缩食，纺花织布，买下了两亩薄地。结果第二年就土改了，你说傻不傻，没有知识和文化，真是命苦啊！因我们家里太穷，土改时定为雇农，因此将地主李氏南家最好的三间大瓦房分给我们，后来因为此处没有庭院，所以将瓦房推倒，在现在的老家旧居所用这些砖瓦盖了新房。当时还分得一张核桃木雕花木床，两把圈椅，木床不幸遗失，两把圈椅送去了寺庙中。 一九四八年，八周岁的我的得了天花，发高烧，没有吃的也没有药医，后来竟然下不了床，不会走路了，于是大伯经常用长腰带绑着我带我重学走路，这次大难不死，没有落下什么大毛病，只是让我的体质变得特别差，这也是我一生体质不好的原因。 我八岁到十岁的几年主要跟随奶奶去石人沟四伯家生活，他那里吃饱饭没有什么大问题，那几年我终身难忘，有苦有乐，有悲有喜。一九五零年的春天，我开始在尹店小学读书，三年后转学到皇路店完小上学。那时候的学校不布置作业，家里又没有一个识字的人，学的怎么样谁又知道呢？ 抽空拾柴捡粪是我那时候最喜欢干的主业，当时土改给我家分了几亩地，我做梦都想买来一头牛耕地，攒粪让庄稼长得好，能够有吃有喝站到人前，这就是我当时的梦想了！父亲答应了我，买了一头全身黑色的小母牛娃，条件是我不能因此耽误了上学，这头小牛完全由我负责，我当然无比爽快地答应。每日上学和放学路上，我都不走大路，一定要从田间地埂走，割青草喂我心爱的小牛，我爱我的小牛就像现代人爱自己的宝马车一样，这牛是我的希望呀。夏季牛拴在外边，我就把床铺到它的附近，生怕有人晚上偷走它，我上学、养牛两不耽误，把小牛照顾得很好。两年之后，它产下了一头小牛犊，这可把我高兴坏了，生牛肚那晚，我一夜未眠，我想：梦想要实现了，我家现在有两头牛了啊！ 既上学又养牛已经够忙活了，后来小我四岁的弟弟炳义也开始在皇路店上小学了，刚吃过饭去上学还好，他有劲就自己走，等放学回家肚子饿了，他就坐在地上耍赖，非要我背他回去，作为哥哥我就只能背着他走一段路，这可耽误了我割草了啊。 那时候家里穷，没有任何防寒、避雨的工具，夏季还好办，到了冬天，一下雪可就惨了，我只能把鞋子脱下夹在腋下（只有一双鞋，不能弄湿），脚总是会冻得钻心地痛。 小学离家有两公里地，下雪的时候就干脆不回家吃午饭了，等晚上路上结冰时再穿鞋回家，当然也是因为中午回家也没什么好吃的，不回去还能少一趟冻脚之苦。我从小喜爱咸饭，若是做了咸面条，妈绝对会给留一大碗。有时候母亲也会托人中午捎来一点红薯面馍，啃一口一个白印。吃红薯太多伤胃，我也因此落下了终身的胃病。 一九五六年小学毕业后我成功考入石桥镇上的初级中学，当时小升初率不高，所以我真是很幸运。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张文彬老师亲自步行来家里送录取通知书。全家都高兴极了，家里有中学生啦，就像中了状元似的。父亲一定要留张老师吃午饭，老师答应了，那顿饭也就算是谢师宴了吧！后来我也和张老师成了好朋友，忘年之交了。